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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毫无疑问，对经济民族主义的讨论离不开对民族主义的讨论，而讨论民族主义，则势必需要厘清民族这一概念。民族作为人类社会中基本的共同体形式，对其概念的理解不仅颇具意义，同时一直争论不休。国外学者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厄内斯特·盖尔纳作为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涵盖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不同视角，在民族学界颇具影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以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划分民族，并主要探讨了民族的产生、构成要素、变迁以及民族认同问题等等。然而霍布斯鲍姆也并没有给民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坦言，“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生儿才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实体。”[1]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从社会、文化到民族和民族主义，面对民族的定义问题，他也十分谨慎“给民族下定义，要比给国家下定义困难得多。”[2]尽管受到含糊的划分标准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等等因素影响，对民族概念的理解通常带有主观性和非普适性，但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仍被学者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也是我国辞书至今仍在沿用的概念。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由于这个定义将民族的多种特征考量进去，摒弃了其单一性，也因此不具狭隘性，同时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然而，民族因其复杂的构成势必使得对其理解容易产生偏见，从而难以出现具有普遍适用的概念，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同学者的争议与观点交锋中形成一定的理解，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及其衍生问题的研究打下基础。
民族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也存在混乱和争议。盖尔纳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在学界颇具影响力。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隔开。”[4]简要来讲，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原则，它坚持“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5]此政治定义也被诸多学者所接受，其中就包括霍布斯鲍姆。这主要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或是原则来理解。《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6]很显然，我国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偏向于将其看作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也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出的定义。从东西方不同的定义比较来看，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之复杂晦涩，难以界定显而易见，对其理解也受到民族历史而迥然各异。但就像以上定义能够显现出的那样，首先，民族主义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正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7]由此观之，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实际上早于民族的建立。其次，民族主义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阶段性，其涵义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嬗变。对民族主义阶段性的理解可以参照亨廷顿的三波民主化理论。二十世纪出现的这三波民族主义浪潮正是代表了民族主义从最高峰到衰微之势的阶段历程。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涌现也诞生了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著名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学界则较为明确地认为近代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尤其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正是在英法美等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体系下，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渐渐传播开来，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脚步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但正如前两者，其在概念上迄今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如果从理解角度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划分，则大概有以下几种理解方式。首先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定义：“用高度概括的话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的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8]同时，吉尔平将经济民族主义划分为较温和的防守型和较强硬的扩张型两种类型。其中，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是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经济免受外来经济力量的影响；而扩张型民族主义则与经济战挂钩。第二种则是从20世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要求经济独立的主张来看。美国学者肖夏娜·B·坦塞（S·B·Tancer）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独立的探求》一书中首先对经济民族主义发生的对象作以说明，“那些尚未取得lsquo;现代化rsquo;或lsquo;发达rsquo;地位的国家, 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越来越警觉, 并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lsquo;经济民族主义rsquo;, 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 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9]之后对经济民族主义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最简单地说，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10]当然，坦塞也强调，“经济民族主义是利用经济自主与主权为国家利益服务，并不必然拒绝对外经济交往，未必意味着限制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外国文化。”[11]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在研究智利的经济民族主义时则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的经济资源的开发, 实行国家或私人控制的进程, 它是对于国内资源由本国经济控制取代外国或多国经济控制的过程。”[12]我国学者庞中英则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指民族国家框架和制度下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既是指一种最优先考虑民族国家建设（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安全的国家和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的理论学说、意识形态，又指一种行为主体（如民族国家和非国家的利益集团）的民族利益至上的指导思想、纲领和民族国家施行的此种对外政策体系。[13]从以上定义中可以看出，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发展阶段，即民族国家在完成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之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身经济才能真正地站立起来。尽管上述定义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强调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获利益，也就是关注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固有的内在排他性。
关于我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是在19世纪后期的开放口岸出现的。“到了1920年代初时，这种民族主义在开放口岸的表现，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14]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内涵，我国历史学家联系近代史有以下理解。学者冯天瑜认为，“晚清一批仁人志士力主发展实业,争取利权,挽救民族危亡,可称之为lsquo;经济民族主义rsquo;”[15]。姜义华在界定经济民族主义时则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及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达,相比之下,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民族则异常薄弱”[16]。可见，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我国目前仍集中在非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民族主义的内涵特点、影响以及由此衍生的爱国主义的影响等等。而对于近代经济领域民族主义的研究,一是不够细致和深入，二是缺少同当代民族主义的联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加深与拓宽。
我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受到西方既有研究的影响较大，起步较晚，尤其是对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常有“空白期”或是研究不彻底、不深入之处。近些年来，虽然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对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仍然有待补充和加深。同时，近代经济民族主义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的发展压过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为政治手段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学者马陵合认为，“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向国内政治, 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举步维艰的曲折表现。”[17]总体来说，这个特点贯穿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研究的始终，可以为许多问题和矛盾的提供答案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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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页。 u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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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u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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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4页。 u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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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u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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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19世纪与21世纪中国人的”国货崛起“运动文献综述
2023-08-11 10:2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