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家庭教育投入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且因为大多数家庭在校内教育方面的投入差距不会太大，因此本文将家庭教育投入细化为课外补习，也就是影子教育的投入。由于前人关于影子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的文献大多是由收入差距传导至影子教育投入差异，较少涉及影子教育对个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分类进行文献综述。首先是影子教育的相关理论回顾，再者是收入差距与影子教育的相关研究，最后是综合评述。
- 影子教育理论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外辅导在多个国家的出现和普及引起了来自学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课外辅导变得开始与传统的正规学校平行且不断模仿正规学校，因其与日常教育的共存性和对日常教育关注的内容和范围有支持性的功能，而被人称作“影子教育”。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对“影子教育”进行分析研究。
国外对于影子教育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和健全，Stevenson amp; Becker(1992)作为研究领头者开创性地提出“影子教育”的概念,他们对日本高中生做出调查，发现“影子教育”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目的是为了提高在主流学校的学习成绩。Bray(1999)对“影子教育”这一概念进一步阐述，课外补习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以学术性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学生为对象。“影子教育”最早出现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但综合发现，国外对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研究发现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及家长，更希望在学术性课程上请家教进行辅导。
国外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域、规模、供求关系、影响及政策等方面。 Bray(2006)研究指出课外补习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存在于非洲、中东、南美、东欧等地，但西欧、北美与澳大利亚的课外补习活动并不普遍。对于这种现象，部分观点认为其出现源于东亚各国一考定终身(high-stakes examination )的升学能力测试，Byun amp; Park(2012)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东亚民族重视训练的文化特征，Buchm ann等(2010)则指出，随着重视学业成果成为全球趋势，这类课外补习机构已经不仅是东亚地区的特征性产物，而成为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Kwwok(2010)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从八个方面分析了影子教育的供求关系。Bray(2007)在《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中阐述了影子教育对主流教育、社会及对经济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分析了影子教育对于学业成绩的影响。Heyneman（2008）梳理出五个支持“影子教育”的理由和基于机会公平提出六种不鼓励“影子教育”的理由，向政府提出“影子教育”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能成为无足轻重的、被忽视的，以通过科学的统计作为前提在制定政策时向有那些有发展能力但无经济实力的弱势倾斜。
国内对影子教育的直接研究不多，而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也就是我国学者多用“课外补习”、“课外辅导”等词作为替代概念。我国学者最先是用的“补习教育”这一概念，王有升(1997 )对其的定义是“中小学生在学校主流教育之外进行的文化或艺术类的补习辅导”，他认为补习教育对现行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提出了挑战，因而教育理论界应该更加关注这一现象。彭湃(2007 )首次引进了“影子教育”概念，为后续学者关注研究影子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对中国城镇学生的课外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补习的目的是为了培优还是补差，并且还用补习支出均值与补习负担率衡量了补习支出费用，指出补习支出最高的是东部地区的家庭，西部地区家庭补习支出率最低。还有不少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影子教育进行分析，如王大磊等（2012）从教育公平视角分析，认为“影子教育是一个让农村家庭获得新的教育期望的一个有效路径，其中一些家庭可能克服这种因为所居住环境的限制，但由于有限的经济资源，许多家庭无法负担因影子教育而需要的额外的费用”，这会对教育公平产生不利影响。梁亦华（2014）对近年香港影子教育的概况进行分析，从教师角度出发，认为研究的受访者普遍同意补习能提升学习效能，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学校之不足;补习风气下教师专业性未受明显损害，却刺激教师反思其专业性;补习虽有潜在副作用，但教师之疑虑仍未有市政支持，亦非实时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朱洵（2013）从教育社会学视角，认为影子教育对学校教育系统化、持续性的介入，使文化资本理论的解释力产生动摇，并分析文化资本在教育领域影响力的下降，与影子教育的蓬勃兴起构成此消彼长的格局的原因。
杨萌、薛海平、高翔（2020）通过知识图谱可视化和供词分析法，对我国1979-2019年基础教育课外补习问题研究的中国知网的文献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发现，国内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呈现出发展速度快，学科视角集中在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以量化分析为主，研究主体之间合作度较低等研究特点。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未来发展需要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视角的多学科化，呼吁研究主体之间开展合作研究形成研究网络，推动开展基础教育课外补习问题专项发展调查研究。
- 居民收入差距与影子教育
目前的文献多是研究家庭收入差距对家庭选择在影子教育上的支出的影响。
课外补习属于私人产品，一定的经济条件是获取这种资源的基础。Kim amp; Lee(2001)使用1997年的数据发现韩国家庭课外补习的收入弹性为0.5。Tansel amp; Bircan(2006)使用1994年的数据发现土耳其家庭课外补习的家庭支出弹性为单位弹性。Kim等(2010)经过实证研究得出家庭收入最高分位数的课外补习收入弹性为0.5，而最低分位数的收入弹性为0.98，也就是说，家庭收入越低，其课外补习支出的收入弹性越大。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分析得出中国大陆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弹性为0. 183。然而，在不同的收入分位数上，课外补习参与的作用和收入弹性存在差异。Bray等(2014)采用Hurdle模型分析了香港中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结论得出，在香港，家庭月收入提高1.0，家庭月辅导费支出提高0.067，对大多数地区而言，课外补习支出缺乏弹性，这种私人化的教育辅导是生活必需品。效的控制。吴玲萍、徐超、曹阳(2018)利用CFPS2014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对家庭教育消费倾向存在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累积分布值越大，其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加入家庭收入累积分布值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家庭收入地位的提高，基尼系数对因变量的影响是递减的。
目前的文献并没有直接研究影子教育投入对通过高等教育后个人收入的影响，而是分别研究影子教育对高等教育入学的影响以及通过高等教育后收入的差异。高睿(2018)通过对新疆5所院校发放调查问卷及个案访谈，分析课外补习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探索高中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结合Hanushe的教育生产函数经典理论模型，采用PSM方法分析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得出选择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的成绩有显著的正影响，进一步分析可知高中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段景辉、陈建宝(2014)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1989-2009年大学生与非大学生收入的微观调查数据，建立了一个包括劳动者能力信号、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者先天能力等因素的信号博弈模型，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劳动力能力信号效应;高等教育溢价是造成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张凯宁(2014)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对高等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发现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有效提高个体收入，且提高幅度远大于整体教育以及义务教育等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