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目前,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视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把创新投入作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国也一直在各方面重视创新活动,国务院也出台了多份文件来加强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扶持。在经济转型时期,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价值增长的重要手段,而创新投入是衡量企业创新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家是创新的重要主体。管理者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认知水平与信息处理能力对企业决策至关重要。管理者的教育水平、职业经验、风险意识等背景特征变量的不同,会影响其思维方式和抉择能力,进而最终做出不同的企业战略选择。因此管理者对技术创新的认知态度也会影响企业资源向技术创新行为的倾斜方向,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整合梳理。
一.创新与企业价值
国内外学者一般选择研发支出来衡量创新投入,早在20世纪初,就有国外学者对R&D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但我国企业由于在研发层面的财务数据披露性差以及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等条件限制,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至1990年后才开始。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一)创新投入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国内外学者不断探索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关系,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有力支持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Grilliches(1981)选取美国157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创新投人能提升企业价值,反映在托宾Q值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ingsley Olibe(2010)选取1990—2007年在美国上市的所有制造和服务类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Ramp;D投入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同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体制相比,我国市场尚存在大量的投机和不理性行为,但在我国特有的市场环境下,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表明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呈现正向关系。苏玉珠和张朋丽(2019)从医药制造业出发系统验证了创新投入强度与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突出创新投入对医药行业寻求突破的重要性。王维(2016)等人以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对当期及滞后一期企业价值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不存在相关关系或者相关关系为负
虽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支持创新投人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的结论,但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创新投入并不会带来企业价值提升的结论。Shi(2003)通过研究认为研发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会损害到相关者的利益,所以不利于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陈金勇、袁蒙菡和汤湘希(2016)认为企业的创新产出会影响企业价值,而不是创新投入本身。
回顾众多学者的研究,关于创新投入和企业价值相关性并未有统一的结论。因此,也有部分学者将研究领域进行了拓展,对滞后性、累积效应、板块效应、中间效应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苏玉珠和张朋丽(2019)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累积效应,且滞后期为两期。冯家丛(2017)等人将高科技公司分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发现创业板的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优于中小板和主板。刘辉(2017)将创新投入作为中间介质,基于我国软件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Ramp;D投入在人力资本和与企业价值中的中介效应作用。
二.管理者与创新
经典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是风险中性的,而经理人具有强烈的风险厌恶偏好,这导致双方目标不一致。根据该论点,由于研发投资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收益的长期性,经理人往往会压缩甚至放弃必要的研发投资项目。显然,将经理人视作纯粹的“理性人”并不符合现实情况。高阶理论认为,高管是有限理性的,他们的态度、价值观、人格影响了其对组织内外部环境信息的关注、感知和解释,从而使得企业决策更多地反映了高管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被视作这些深层次特征的有效代理指标。而研发投资是企业战略决策、提升企业价值的核心内容。因此,这一理论的诞生让学者们的焦点聚集到了高管特征与研发创新上。
针对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Ramp;D投入的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也选取了相应特征因素诸如年龄、性别、任期、教育程度、职业经验、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等进行了研究。Barker III和Mueller(2002)实证检验了CEO的特征对企业Ramp;D投入的影响,发现当CEO比较年轻时或有更多的资金投资于公司股票中时,他们对Ramp;D的投入力度会加大。傅巧丽(2015)等人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管理层特征与Ramp;D投入绩效的模型发现高管年龄越大,企业Ramp;D强度越小;管理层的性别多样化能促进企业Ramp;D投入。邓峰和李亚慧(2019)基于管理者异质性视角发现高管薪酬可以有效缓解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矛盾,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目标偏差,提升管理者对企业创新活动风险的承担能力和研发意愿。 花俊仁(2018)等人和朱德胜等人(2016)通过研究得出一致结论: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活动有关,提升高管持股比例均能提升创新效率,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除着眼于传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外,国内外学者还从CEO认知与价值观方面发现,CEO过度自信和CEO自恋等均会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资。Charles Ham等人(2018)通过研究CEO的自恋型特征对企业投资支出、公司绩效的研究发现自恋型CEO更倾向于研发支出。田祥宇(2018)等人选取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过度自信、财务柔性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研究结果: 高管过度自信通过财务柔性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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