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1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
据Hogner（1982）的研究显示，美国钢铁公司从1905年开始，便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员工住所、建设社区等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此后，国内外学者不断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和探讨，并不断开阔新的研究视野。
由于企业会责任概念存在争议，所以学者们对于社会信息披露的内容仍然众说纷纭。李正和向锐（2007）曾归纳总结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内容包括环境问题、员工问题、社区问题等六大方面。袁蕴和牟涛（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应包括环境、消费者等方面。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计量，总结现有文献共有四种方法。Dierkes（1979）使用社会责任会计方法，从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方面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郭红玲（2006）则采用了声誉评分法对消费者视野中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调研。Bowman和Haire（1975）最早使用了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企业公布的报告等资料，对与履行社会责任有关的项目打分。Booth等（1987）在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探究时，发现指数法是相对来说更加精准的方法。
以往学者研究发现，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较多，主要可以分为内部与外部两类。朱晋伟和李冰欣（2012）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的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越多；公司财务杠杆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企业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无显著影响。汤晓建（2016）在研究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时，证实了内部控制对两者的关系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在对企业外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陶莹和董大勇（2013）研究表明，法律制度环境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相比于法律制度，文化因素则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吴丹红和杨元（201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的不同受到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影响。
2关于企业价值的研究
企业价值评价的方法种类较多，如考虑企业价值的成本、市场价值、内在价值等。Tobin（1969）提出将企业价值定义为企业市场价值，即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其经营目标是股票市值最大化，其托宾Q值被沿用至今。陈基华和杜朝彬（2010）从传统会计角度和价值管理角度来分析，对企业价值界定为企业的账面价值，在企业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中列式，包括现金、运营资产和非运营资产。李红杰（2011）认为企业价值评估关注的是企业未来的收益能力，是指将企业视为一个系统所表现出来的资产综合体的整体价值，市公司现阶段拥有的获利能力和在未来获利机会的货币化表现的总和。
企业是一个整体，由其内部多方面不同的因素构成，因此企业机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财务柔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鲍群等（2017）从供应链关系视角探索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柔性影响公司价值的微观逻辑、制约因素以及修正机制发现：财务柔性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林钟高等（2007）构建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数（ICI），运用实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确实对企业价值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徐光华和宛思嘉（2017）则通过实证证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呈正相关关系。伍伦（2015）则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越高，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会显著地提升当期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
3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
虽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数不胜数，但郭红彩（2014）指出现有实证研究并未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间的关系达成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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